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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如同钻石一样，是在特殊地理和地质条件下才能生成的一种物质。我从事中国企业家领导力教练的这十几年，大量接触各种类型的创始人，最让我深思的一点是创始人接受的正式教育的水平与企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正式教育与企业成就是什么关系？我的答案是，比较好的可能性是不相关，更大的可能性是负相关。中国企业的创始人，基本分三拨：第一拨是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之后涌现的；第二拨是92年下海潮阶段涌现的；第三拨是2000年前后，互联网崛起之后涌现的。第一拨民营企业，很多都是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创始人来自体制的边缘，很多甚至属于社会边缘人群，正式教育背景偏低，是很自然的事情。值得深思的是，第二拨和第三拨的创始人，正式教育背景和企业成就之间的关系也很不明显。
以最为智力密集型、对正式教育要求最高的IT和互联网行业为例。美国排名前五名的公司，创始人的教育背景非常靓丽，创立微软的盖茨哈佛辍学，创立亚马逊的贝索斯普林斯顿毕业，创立脸谱的扎克伯格哈佛辍学，创立谷歌的两个创始人都是斯坦福毕业，创立特斯拉的马斯克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都是一线名校。中国排名前五名的公司创始人中，马云是杭州师范学院，马化腾是深圳大学，都是典型“科以人名”（学校因为知名校友才被人所知）的例子。排名第三、四、五的刘强东、雷军、丁磊的出身也都算不上是什么顶尖名校。为人艳羡的北大和清华，在互联网行业收成非常可怜。北大清华背景，甚至几乎成为了一种魔咒。新浪创始人王志东北大毕业，创业第三年被董事会驱逐；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北大毕业，曾经的BAT之首，眼睁睁看着百度的市值成为了一个度量单位（例如，阿里市值大致相当于17个百度）。清华毕业的张朝阳，1998年创立搜狐，生生地错过了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技术浪潮带来的商机，把自己活成了一场尴尬。如果不是清华小字辈王兴靠美团绝地回击，偌大的一个清华，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几乎颗粒无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人统计过，上万名清华毕业生，在硅谷打工。如果加上北大、复旦、南大、浙大等学校，这个数字可能是十万。而且在美国的职场，这些中国毕业生普遍不是印度人的对手，微软、谷歌、思科、IBM、Adobe等公司现在的一把手都是印度人。所以，相当于中国辛辛苦苦培养出十万高材生，最后都跑到硅谷去为印度人打工。
我辅导中国民营企业创始人时发现，一些小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背景的创始人，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创始人，善于学习，善于反思、善于用人，从善如流，长袖善舞。手下良将如潮，个个枕戈待旦，嗷嗷叫地上战场，企业每年增长20%-30%，是一件自然而然、轻轻松松的事情。反倒是一些名校毕业的创始人，非常难辅导。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长期自我感觉良好，逐渐长出一层非常厚的“壳”，极难建立那种能够穿透这层壳的自我觉察能力。这种老板一见下属，脾气好点的是指示，脾气差点的是训斥，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痛骂也是常见的事。结果自然是，创始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忙死、累死，高管和员工——虽然偶尔被骂——却可以手插裤袋、晃晃荡荡混日子过。企业发展长期停滞，有能力、有志向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成为长不大的小萝卜头企业、侏儒企业。我在商学院教授EMBA课程时也发现，班上很多背景很好的高材生，容易患上所谓的“后EMBA综合症”，主要症状是瞧不起班上的土豪老板，觉得他们不仅英文不行，连中文都说不清，只是利用学校可以特批录用一些大专毕业生的名额，才勉强够资格上商学院，居然都能做出几十亿、十几亿的企业，自己如果下海，做个百亿级公司，岂不小菜一碟？一创业，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
业内人士告诉我，最遗憾的是很多国家级人才计划背景的创始人。他们在正式教育体系中走到了专业技术的顶峰，也有一腔报国的热情，却往往因为在管理和领导力方面的缺陷，白白地浪费了很多大好机会。“他们自我感觉实在太良好了，很难吸引人才和凝聚团队。”一个在该类企业担任过很多年总经理的朋友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上述我讲的这些情况？我的判断是，与中国的应试教育传统有关。我经常讲，一个成功的创始人，需要两条船(ship)，一条船叫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一条船叫leadership（领导力）。一个创始人有了这两条船，基本就能够打遍整个行业无敌手。可惜，中国的应试教育，基本是系统地削弱了孩子们的这两种能力，拿走孩子们的这两条船。
应试教育拿走孩子们的创业精神这艘船的方式是高压同侪竞争、标准答案心态和脱离实际的教育内容。
▲很多学生用撕书来庆祝高考结束
首先是高压同侪竞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永远上不完的辅导班、永远排不上队的尖子班、超级学校……高压之下是一张张面无血色、面无表情的孩子们的脸。更可怕的是所谓的“剧场效应”下的层层加码，大家先是坐着看戏，然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然后站着看戏又变成站在椅子上看戏……
这种囚徒困境式的多输竞争的底子，是东亚社会的权力距离、等级秩序和状元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周边是各类培训机构的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贩卖焦虑的娴熟商业手段，核心是超级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各取所需的暗黑同盟，历史负担、商业化和权力寻租的合谋，代价是孩子们探索世界、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万丈雄心。
“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了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作家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沉痛地总结。
创业精神的第二个杀手是标准答案心态。我在《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一书中总结，创新需要“不唯上，不唯众，不唯书”的心态，需要一种打破窠臼、另辟蹊径、特立独行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应试教育对标准答案的强调，极大地破坏了孩子们“跳出盒子外思考”的能力。自然科学类科目可以有标准答案，社会科学类、人文学科类科目，怎能有标准答案？考试可能有标准答案，人生怎么会有标准答案？
有报道称，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40%学的是金融类专业。生物学家施一公感慨，清华70-80%的高考状元都进入了经管学院，连他最好的学生，毕业之后都想去金融公司工作，这些应试教育血海中冲出的佼佼者，也许是在寻求他们心目中的人生标准答案？
创业精神的第三个杀手是与现实脱节的教学内容。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强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用相结合，教育要面向生存、生活与生命，以升学为目标的应试教育完全与之南辕北撤。幼儿园教育的目标是升上最好的小学，小学教育的目标是升上最好的中学，中学教育目标是升上最好的大学，大学毕业后眼前一抹黑，像外星人被发射到地球上一样，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谈何创业？
教育体制的大一统进一步恶化了应试教育这个问题：与灵活的项目式教学相比，教科书式教学内容与现实脱节本来就严重；与自选教科书相比，指定教科书与现实的脱节就更严重。很多不仅脱节，甚至是相反，以至于很多人说，毕业之后，要想在社会上立足，第一步是要把所接受的应试教育内容全部“呕吐”出来。很多地方中学高考之后令人触目惊心的“撕书”传统，也许是这种“呕吐”的方式之一？
我的老家江西有长期的应试和科举传统，“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明朝全盛时期，“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永乐二年（1404年），居然包揽当年全国进士考试的前七名。然而成也科举，败也科举。先是西边的湘军靠实战、靠战功崛起，主导了晚清和民国政局，修筑了一条绕过江西的京广线，然后是东边的浙江人靠实学、靠实业（现代工商业）逐渐主导了中国经济的命脉，这一厢，一代一代江西的孩子们却还在那里耗尽自己的聪明才智刷题，继续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千秋大梦。
理论上，只要孩子足够聪明，是可以通过提供各种考试所需要的标准答案，一方面以相对比较高的分数通过考试，获得应试系统的认可；另一方面，尽量保护好自己的原生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花开有时，等到可以绽放的时候，再把创业精神发挥出来就是。但毕竟保护自己的创业精神、保护自己做白日梦的能力需要消耗一些认知资源，所以，从应试系统出来的比较成功的创始人，一般在应试系统内顶多是个中上水平，当然，这还需要考虑到，八、九十年代的应试系统不像现在这样滴水不漏。
通过这个笨办法，如果说创业精神这条船还能保留一个架子，龙骨、桅杆还在，领导力这条船几乎就被应试教育摧毁得尸骨难寻了。
我的领导力理论很简单，就是“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八个字。就这简简单单八个字，蕴含着自我觉察、换位思考、建立关系等艰难挑战，每一步都需要褪去三、四层的皮，才有可能做到，这个过程中，应试教育对于每一步都是巨大的障碍。
第一步是自我觉察，自我觉察的能力与心灵相关。中式教育有大量道德教育的内容，却几乎没有任何心灵教育的成分。绝大多数人从来不碰生死问题、灵魂问题，从来不问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从来不思考自己的人生愿景和人生使命。
▲在西方大受欢迎的正念课程被中国教育界忽视
为了培养孩子的自我觉察能力，西方很多国家都在小学阶段就引入正念课程，通过觉察能力的培养，提高孩子的关注力、情绪调节能力、社交能力，使儿童在学习、健康和社会情绪方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而在正念的发源地中国，这么好的传统文化的瑰宝，却被弃如敝履。第二步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的能力与文学相关。理解他人思想和感情的最有效方式，是阅读严肃文学名著，尤其是其中的大量心理描写。所以，广泛的阅读、母语教育、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毫不夸张地讲，没有阅读，就没有成长；没有自由的阅读，就没有自由的成长。应试教育的一个奇葩后果是，无论多好的作家，多好的名著，只要列入教科书，列入必读书目，开始用中国语文考试的方法分析遣词造句、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之类，这个作品和作家就会被孩子痛恨终生。第三步是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能力与实践相关，需要大量目标导向下的密切人际互动。西方靠项目式教学、体育运动和各类社会活动来提供了人际互动的机会，应试教育的孩子被作业、补课和辅导班包围，首先是没有时间参与这些密切的人际互动。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系统地把孩子们全部变成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大家一个一个虎视眈眈，互相提防，互相之间很难建立领导力所需要的那种信任关系。所以，今天中国的城市，越是高大上的小区，越是看不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一大群孩子在里面大呼小叫满场子疯玩的场景了。出国留学成为中上阶层的选择之后，在留学专业机构的策划下，父母动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给孩子安排各种看起来高大上的社会活动，到非洲去做公益之类，离真正的领导力更是不知有多远。
中国教育系统出来的高材生到了硅谷，往往特别瞧不起印度裔经理人，说哪有什么领导力，他们能够往上爬，靠的不过是吹牛拍马、拉帮结派而已。我问管理过很多印度裔经理人的业内高层人士，他们告诉我，印度裔经理人，尤其是那些从千军万马中突围出来、移民到硅谷的高科技行业印度裔经理人，他们换位思考的能力，强大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当期绩效、未来发展，人际平衡，方方面面，全部提前为你周全地考虑，作为一个高层，你有这种下属，实在是太舒服了，不重用他才怪。微软印度裔CEO纳德拉带领微软公司重回巅峰，市值超过万亿美金，他自述他带领微软公司重新焕发生机的基点是同理心，也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越是硬科技企业，这种带有人际温度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效果往往越好。印度裔经理人的换位思考能力在管理下属方面，就是他们组织团队，发挥大家长处，共同完成一个项目的能力。他们自己技术上虽然未必是大牛，却听得懂大牛的话，能让大牛们服气，死心塌地或者至少心平气和地把手上的活儿干好。
项目完成，作为项目负责人，印度裔经理人在项目汇报会上侃侃而谈，一个一个不无溢美的形容词，把下属个个表扬得心花怒放，Tom负责模块1，做得很好；Peter负责模块2，完美完成任务；John负责模块3，简直无懈可击……所有人都很开心。不可否认，领导力之外，相比中国高材生工程师，印度裔经理人还有在语言优势、种族优势、文化优势、普通法思维优势和地缘政治优势，这里我不展开讲，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高材生们会对领导力有这么深的误解？甲午战败，清廷派五大臣出国寻求救国良方。传伊藤博文伤于李鸿章的际遇，向他们感慨大清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这句话也许是理解上述这种奇异的现象的一把钥匙。从小长到大，一方面，铁板一块的体制（the establishment）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资源和机会；另外一方面，规则下有“潜规则”，潜规则下还有“潜潜规则”。大家都是聪明人，都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选择投靠、投机，还是选择独善其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过去二、三十年，从体制出来、出国的人，哪一类人多，自不待言。出国留学，毕业后参加工作，高材生们面对一种新的体制，一种他们不太熟悉的体制，加上语言、文化、种族上的疏离感，中国的高材生很容易陷入一种纠结、拧巴、时空错置（anachronic）的反对派、“清流派”情结，与印度裔经理人相比，很难找到那种平和、理性、职业化的工作态度的平衡点。事业不顺心，很多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回过头来靠认同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找存在感，成为他们当年下决心选择告别的对象的最大拥趸（至少是嘴皮子上的拥趸）。这里面的辛酸苦辣、阴差阳错，实在是让人感慨万千。企业家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的教育系统无法保护孩子们的创业精神和领导力，相当于是在系统地毁灭这些财富，这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要寻找应试教育的不适应者，脱落者，甚至是反对者。我们要大声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失败者，你们身上，也许反倒隐藏着最宝贵的创造财富的密码。我辅导的很多企业家，几十年如一日扑在事业上，往往疏于照料家庭，再加上对教育又不太了解，所以，下一代的教育，普遍是他们最关心、最头痛、最牵挂的问题。他们是实干家，所以他们的子女，往往也有很好的创业精神和领导力的传承，但在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中，这种类型的孩子，一般都适应得不太好。还有很多其他家庭背景出身、碰巧有很多创业精神和领导力种子的孩子，按部就班地走应试教育，他们的两条船，多大程度能保留下来，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有企业家和实干家潜能的人在人群中是有固定比例的，少一个，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少一分。
江湖路远，水深浪急，但挡不住心属远方的孩子们开往梦想彼岸的决心。相信有了创业精神和领导力这两条船保驾护航，他们能走到他们前辈没有能够走到的地方，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前辈，在没有什么新意的老路上，已经逡巡了太久，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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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肖知兴，致极学院创办人、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席，曾任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学院院长以上图文，贵在分享，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内容为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